“深圳外来工创造了经济领域的奇迹，他们的性价比收入却越来越低，这是宏观调控应该注意的。”

刘开明：劳工成被忽视的贡献者

    刘开明是南京大学的文学博士。他长得也是一副博士模样：头发稀疏，一脸文人相，身材瘦小，像极了想象中那类钻故纸堆的大学老师，或者某某出版社多年工龄的编辑。
    但是别被他的表象所迷惑，这个“文弱书生”实际上一点都不文弱：在高楼林立、工厂遍地、外来工占绝大多数的深圳特区，这个身材单薄的文学博士一不小心就以“棒打血汗工厂”的形象成为劳工领域的专家。不仅如此，他还办起了一个名为“当代观察”的研究所，专门研究劳工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这个机构在2003年被南风窗杂志评选为最佳非政府组织。
    刘说自己一个月1/3的时间在深圳，其他时间则都是从一个宾馆到另外一个宾馆。
    6月上旬，刘开明又来到北京的某个宾馆。他再三对记者重申，劳动力是深圳经济发展的根基。

劳工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

    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型边陲小镇，变成初具规模的现代化都市，刘开明认为，深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社会结构中催生的，而最直接也是最要的催生力量是三种外力：一是政策因素，二是外来投资，三是外来劳动力。
    1993年11月19日，深圳致丽玩具厂的一场大火，致使87个打工妹命丧火海、50多人留下终身残疾和创伤，事情发生后，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波动。
    当时，北京学者常凯从火灾废墟中抢救出200多封打工妹的私人信件，在这些最真实的历史文献中，经常提到他们的工作问题。其中一封信写道：“我们自从进了厂，每天最少要干12小时，进入宿舍还睡不上觉，每天要乱到1点甚至2点才能睡上觉。”在赶活的时候，还要通宵加班，有段时间一个工人连续5个通宵没有休息。
    社会学家谭深通过研究致丽玩具厂劫后信件发现，在打工妹看来，每天工作12小时是正常的，相反8小时工作才是不正常的。
    一位打工妹说，“现在我厂缺活，每天只上8个小时，这个月可能只有百八十元钱。”
    事实是，所谓的工人渴望加班，来自于工人规定工时内的工资标准定的太低。以低点来支付工资，怎能不迫使工人们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加收入呢？低工资标准是工人大量加班的真正原因，也正是跨国资本来华赚取剩余利润的最佳手段。
    “十三年前大火背后的劳工生存状况，现在看来依然存在，打工妹依然辛苦劳作，而工资根本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刘开明说。
    一份2004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劳工平均每周工作6天，每天平均是9.4个小时，所有的劳工平均工作时间不能够每周休息一天。
    “正是由于这样大量的投入工作时间，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刘开明说：“如果把这两个数字连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快。显然，制造业是主要支柱，劳工也成为社会的主要劳动力，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但是，他们却拿着最边缘的收入。”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曾对比过2002年到2004的中国沿海7个接纳外来工的省市，结果只有天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天津平均工资的40%，而天津2002年到2004年工资差距在逐渐拉大、逐渐往下走。也就是说，中国有最低工资的法律，比很多国家都先进，但是法律的执行并不容乐观。
    深圳在1987年以后就是一个外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1200万人中有户口的只有127万人，但该市的最低工资在2004年时只有平均工资的18%。

没有一个省市的最低工资
达到国家要求

    6月14日，英国《星期日邮报》有一则报道称，在深圳龙华区，有一座隶属于苹果代工厂商富士康集团（位列世界五百强）的工厂，这里的女工每天工作15个小时，生产着苹果的旗舰产品iPod，但是她们的月收入仅有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
    有评析认为，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的低水平工资、较长工作时间以及良好的生产保密性，都对国外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苹果只是众多在中国设厂、利用中国的人力和设施进行生产的大量企业之一。
    “这个事情很严重！”6月14日，刘开明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脱口而出，对电话里的记者表示了他的惊讶和愤怒。
    “富士康的事情应该彻底查一查，这连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半都达不到”，刘开明坦言，“一定要搞！”
    记者在近日连续3次约见刘开明，就劳工背后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
    按照刘开明的说法，各地考虑经济发展和少数人工资增长较多，却没有考虑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他们同样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不同人群收入逐步拉大，普通劳动者收入是逐步下滑的。
    “按照有关规定，最低工资应该是当地月平均工资40％~60％的标准。但是，目前，全国没有一个省市的最低工资达到国家要求。”刘开明的这一观点经报道后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他所在的城市深圳，近期刚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现在是810元。

劳工状况的背后
是第二次分配的不公

    从国家财政部官方网站的相关数据，我们了解到：到2003年，中国国有资产总额是17.4万亿人民币。然而，从1993年到2003年，财政仅仅有121亿的收入来自国有资产，而且，除了这121亿，从1993年到2003年10年间，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财政，我们都没有看到国有企业向财政交一分钱。但是在这10年中间，中央和地方财政给国有企业投入已超过1万亿人民币，也就是一年1000多亿人民币。
    十年之间，中国经历最大的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获得大量资源，到2004年只有4300万国有企业员工，而且像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等公司的员工工资非常之高。
    “我是去年到油田工作的，现在平均一个月有3000多的收入，医疗、住房等相关保障也都很到位，平时家庭用品洗衣粉等单位也都发。”一位油田的员工对目前的工作很满意。
    “国企掌控大量社会财富，但是却没有承担起相对于财富的社会责任，而深圳这样一个外来工占绝大多数的城市，是外来工创造了经济领域的奇迹，但致丽大火13年之后，当初的女工状况现在依然存在，大量劳动者的性价比收入越来越低，私营企业的员工收入也相对没有提高，这是值得思考的，也是宏观调控应该注意的。”刘开明说。
    来自于政府方面的消息是，目前国资委已经正式开始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启动这一工程的背景是，从1994年税制改革后，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就没有再上缴。
    世界银行在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由于没有健全的国有企业分红政策，相当于中国GDP20%的企业利润都成为企业留存，如果国有企业50%的利润纳入财政预算，就能使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增加85%。
    世行认为，在中国，国家承担了国有企业的大部分重组成本，例如学校、医院等社会责任，以及职工失业补贴和退休金，这些社会负担的剥离正是国有企业利润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表示，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应该向国家分红，“这些企业应该向其所有者进行分红，而且所有者有权决定是否分红以及分多少。”
    有分析人士认为，劳工状况的背后是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企业在遵从社会责任时，不应该区分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他们同样享有对社会的责任，尤其是，国企享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社会资源，应该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这样可以有效的缓解民营企业的压力，使得低成本的劳动状况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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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体探秘苹果中国代工厂
称女工日工作15小时月薪27英镑

    北京时间6月14日消息，据英国《星期日邮报》报道，苹果的旗舰产品iPod主要由女工生产，她们的月收入仅有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但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
    这篇报道名为《iPod之城》，提供了大量拍摄于iPod中国工厂的内部照片，这些工厂隶属于苹果的代工厂商富士康集团。《星期日邮报》记者参观了一些工厂，并同一些员工进行了交流。报道特别指出：“富士康深圳龙华工厂拥有20万名员工（新浪科技注：此数据不准确，富士康龙华工厂约有6万人），这座‘iPod之城’比英国纽卡斯尔的人口还要多。”
    报道中称，龙华工厂的员工一般住在可以容纳100人的宿舍里面，而且外来访客未经允许不得入内；工人每天工作15个小时生产iPod，但她们每个月的收入只有27英镑；苹果iPod nano在一座五层高的工业大楼中生产，专门有警察负责大楼的安全；富士康位于苏州和上海的工厂主要生产iPod shuffles，工人在工厂之外居住，每月收入为54英镑(约合人民币774元)。不过，她们需要自己支付食宿费用，这要花掉一半的收入。一位保安在接受采访时称，生产iPod shuffle的工人大多为女性，这主要因为女工比男工老实。
    报道还指出，IPod nano由400个零部件构成，其中闪存是最昂贵的部分。IPod nano是全球化生产模式的缩影，因为它的很多部件都来自于全球各地的多家科技公司。苹果只是众多在中国设厂，利用中国的人力和设施进行生产的企业之一。低水平工资、较长工作时间以及良好的生产保密性，这些都对国外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消费者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企业必须推出具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才能在市场上生存。（转自新浪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