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3日，深圳彭年酒店旋转餐厅。记者与余彭年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按照工作人员的介绍，这位年过80、身价30亿、去年以7500万元的捐赠荣登公益时报年度慈善榜榜眼的老人平时都在食堂吃饭，有了客人才到旋转餐厅来。
    彭年酒店的职工食堂有余彭年的专门座位，但他一天三餐吃的多是简单的素菜和汤。食堂的墙上，有他的亲笔字：反对浪费、宁可多盛一次。
    在豪华的旋转餐厅里，余彭年心态平和地吃下了一碗奶、一碗面条和一碗青菜汤。当湖南人最爱吃的那碟辣酱被端走的时候，几颗汗珠已然从这个著名慈善家的脸上滴落。
    窗外，是繁华特区的璀璨夜景。
    记者却无心去消受这赏心悦目的美食、美景。
    关于余彭年，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需要我们延续着时代的脉搏去悉心探寻？

大小事务亲力亲为

    慈善话题尚未展开，酒店一位工作人员就带着“突发事件”把记者引入了余彭年老人的另外一个世界。
    原来，几分钟以前，一位消费者把一个价值不菲的手提包放在旋转餐厅的地灯上，灯光散发的热量把提包烧坏了。这位顾客向酒店提出索赔。
    余老给工作人员传授了一套秘密处理方法。
    十分钟后，工作人员回来说，刚才的处理方案行不通。而且，顾客宣称再不给予答复，马上就联系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
    余老似乎没有思索，又告诉了工作人员第二套处理方法。
    此后，酒店的工作人员便没有再过来请示、请教。
    这件事情是如何处理的？余老避而不谈。但记者看出，老人在酒店尚且事必躬亲。
    记者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五星级酒店的老板，一位年近80的老人，尚且还要搭理这些琐碎事务。
    几年前，余彭年被确诊患上了糖尿病。每天早晨，他都要往自己的皮肤上注射胰岛素，由于年事渐高，身体越来越差，除了每天要打两次针外，他从早到晚还要服7次药。
  让孙子彭志兵更加担心的是，83岁的老爷子每天还在超负荷地工作。“他的工作要从早上七点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酒店事情多时，他要工作到四点多。”
    余彭年现在是彭年酒店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和九个部门的经理，不仅如此，他还要管理自己的其它产业。而几乎每一件事，他都是亲力亲为，甚至连酒店写字楼改造的设计图，他也是自己一笔一划地完成。
    余彭年的亲力亲为在酒店中是出了名的。
    1996年彭年广场、彭年酒店建设之初，余彭年即亲自披挂上阵。“连房间都是老板自己设计的。” 一位酒店员工说。
    2002年，在希尔顿酒店和彭年酒店合作管理的签字仪式上，美国希尔顿酒店亚太区副总裁西蒙·鲍尔做了如下的致词：“彭年酒店在希尔顿酒店接管前，已经是一家众所周知拥有一流设施最成功的豪华五星级酒店，彭年酒店从开业以来在既没有总经理的领导，也没有管理公司管理的情况下，由年近八旬的余董事长亲自挂帅，凡事亲力亲为，克服了重重困难，带领酒店全体员工达到一流酒店的水准，我感到是一个奇迹。”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余彭年除了身兼酒店的董事长及总经理两职外，至今酒店“所有部门都没有一把手，都是老板兼任”。
    在每周一至周六早上，余彭年都要召开各部门会议，在晚上，余彭年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更是“常事”。

曾拿妙笔著文章

    根据湖南长沙市五一广场地下通道内的纪念碑上余彭年1988年8月亲笔撰写的碑文，其父为彭麟阁，母亲肖氏，均为湖南省涟源市人，于1952年前后病逝。其父从小在涟源县蓝天镇经商数十年，历经折磨灾难，在军阀混战期，身遭枪击，险些丧身。1912年，涟源又遭水灾，“全家八口及房屋财产全被冲跑，兄姐六人一齐落难。”水灾过后，在父老乡亲的关怀照顾下，彭家得以重建家园，“继续从事小本经营”。
    余彭年大学未毕业便在长沙等地从事小本生意。“什么生意都做。”余彭年的小儿子彭亚凡回忆。不过余彭年早期这段东奔西走的从商经历似乎并不顺利。1981年，余彭年曾书法一幅回忆这段时间：“商场如战场，由北到南，由东到西，败当阳，奔夏口，失新雅，走樊城，无容身之地。”
    1949年，余彭年辗转来到上海，从一张1953年拍摄于上海的照片中看，此时的余彭年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可谓意气风发、器宇不凡。
    1954年冬，余彭年遭遇人生的第一个重大挫折。因为被人诬告“有海外关系”，他于上海被抓，罪名为“逃亡地主”。
    “父亲一下子一无所有，所有的积累全空了。”彭亚凡说。
    服刑期间，余彭年因“表现好”和“有文化”，被安排拆阅犯人的外来书信，并加以归类、分发。这个工作让余彭年几乎悟透人性。“每一个犯人入狱，都差不多重复一样的经历：开始时，恋人来信，海誓山盟；夫妻来信，义重云天；朋友来信，两肋插刀；父母来信，饮血规劝。可是几度春秋，物转星移。恋人反目，朋友检举，妻子变心。后悔信、离婚信、揭发信，雪片飞来。”
    三年劳教刑期届满之前的两个月，余彭年的“逃亡地主”罪名查证不实，立刻获释。余彭年并没有选择回湖南。
    1958年，在朋友的帮助下，时年30岁的余彭年抛妻别子，“经过几番苦斗”，经澳门偷渡至香港。
    余彭年一生经历丰富，上世纪80年代初还担任过长沙《晚晚报》的特约记者。《晚晚报》是抗战前长沙最风行的小报，创办于1931年4月，该报主张坚决抗日，敢于揭露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以消息灵通，敢于直言而深受读者欢迎，曾经5次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该报也发表过反共言论和消息，刊登过低级趣味的作品。1949年9月1日与《实践报》合并为《大众晚报》。
    余彭年显然对自己曾经做过记者的经历十分自豪，“我的文笔很好的。”他颇为得意地拿出1982年1月1日写的一篇《从一个无色彩的立场看国共和谈》给记者看。
    在这篇文章中，余彭年建议：“国共双方绝对以平等地位，进行和谈，为创造和谈气氛，共同为和平统一之愿望。”

好事难做，善门难开

    从餐厅回到余彭年的办公室，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尽管这些也许已经不是什么神秘故事，但今天听来，依然能够反射出人生的沉重。
    “好事难做、善门难开，我们做好事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和不可想象的麻烦，甚至花钱、吃力不讨好。”
    本来舍财行善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又加上社会上的种种阻力，可是余彭年对慈善事业还是痴心不改。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位83岁高龄的老人行善不止？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余彭年的个人经历。
    余彭年，原名彭立珊，1922年出生于湖南涟源蓝田镇。在很多人眼中，余彭年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早年在上海拉过黄包车、摆过地摊，经历坎坷，1958年，他辗转来到香港，并改名余彭年。数十年后，当余彭年重新回到故乡时，已经是拥有几十亿资产的企业家。他经营着酒店、写字楼、房地产并且资产遍布香港、台湾和海外。
    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成为亿万富翁，外界对于余彭年的发家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传得最盛的就是，余彭年的暴富是和李小龙有关。据外界传言，1973年李小龙在香港猝然离世时，留下了一幢1000平米的豪宅。由于当时有说法，认为李小龙的死是因为和自己居住的地方——九龙塘相冲，很不吉利。所以在他死后，他的房子无人问津。
    而外界的传言，余彭年当时花100万廉价购买了李小龙的房子，而后香港房价的逐年大涨，这个房子一下子升值到7000万，余彭年也因此一夜暴富。
    对外界的这些传言和说法，余彭年都不置可否。但在那本关于他个人的画册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侨胞捐赠的钱来之不易，每一块钱都凝结了血汗，包含着辛酸。”采访中，老人也多次讲到他当年创业的艰辛。
    余彭年说：“现在的打工者比我那时候好得多，他们有空调，到我的酒店打工很舒服，穿的吃的都好，我们那个时侯一个面包一杯开水就是一餐了。
    “湖南人不懂广东话又没有背景、没有亲戚，找一个工作不容易，我们当时打工一百块钱一个月。”
 　在香港，余彭年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清洁工，为了维持生计，他每天起早贪黑。在拥挤破旧的出租屋里，他开始了自己流寓海外的生活。
    虽然，余彭年没有直接否认那段发家传奇，但从他的讲述里可以感受到，他的那段经历并不是一夜暴富的传奇，而是一段充满了血汗的个人创业史。按照常人的理解，年轻的时候吃过这么多苦头，现在该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候了。那么，现在的余彭年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从孑然一身，流落香港，到坐拥30亿元身家，余彭年用了30多年时间。但是，如今的余彭年却没有坐享其成，“如果好事做得开心，比做生意赚钱更加重要，我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我想做个好人。”余彭年老人说。